金钟奖改革：去除“铜臭气” 增多“含金量”

图为本届“金钟奖”部分获奖选手。　张大勇摄

从金钟奖“瘦身”看评奖改革

去除“铜臭气”，增多“含金量”(文化圆桌)

对话人：廖昌永 (上海音乐学院教授、美声歌唱家)

王中山 (中国音乐学院教授、古筝演奏家)

韩新安 (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书记、驻会副主席)

任姗姗 (本报记者)

第十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近日在广州落下帷幕。响应国家文艺类奖项深化改革要求，本届“金钟奖”积极“瘦身”，对奖项做了变动和压缩，对评审也进行优化升级。作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、音乐界举办的第一个全国性综合大奖，本届“金钟奖”备受关注。从一票难求的比赛现场，到网络直播平台700多万人在线收看，都折射了业内外对“金钟奖”、对新时代中国音乐事业的深切期盼。

任何一项全国性赛事，都是一场高水准的角逐，也是一次美好的检阅。两年一届的“金钟奖”展示了音乐界哪些新气象，“瘦身”后成色如何?奖项改革寄予了何种初心，又将对中国音乐事业发展产生何种导向?本报记者对话第十一届“金钟奖”声乐比赛(美声组)评委会主任廖昌永、古筝比赛评委会主任王中山，以及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韩新安，探求文艺类奖项的改革路径，及其背后的普遍规律和价值导向。

“把奖项放在音乐事业的发展中定位”

记者：本届“金钟奖”充满新意。比如，只保留表演赛事，举办了钢琴、古筝、美声和民族声乐4项比赛;不再区分金、银、铜奖，统称为“金钟奖”获奖者。你们如何评价这样的改革?

廖昌永：发现优秀人才、促进创作和音乐教学，是我们比赛的初衷。“金钟奖”两年一届，声乐比赛每届都举办，器乐比赛是钢琴、古筝与二胡、小提琴轮流举办，给人才的成长和积累留下了空间。从声乐来看，不再区分金银铜奖是恰当的。男声、女声，高音部、中低音部，实际很难区分出个一二三。与名次相比，来到这个平台促进交流、相互学习是更重要的。

王中山：“瘦身”可以轻装上阵，集中精力办好这4项比赛。对选手、评委、观众以及赛事组织者来说，改革带来风清气正的赛风，让人们看到“金钟奖”新时代的新气象。过去有段时间，社会上某些组织和个人，以比赛之名敛财，造成很不好的社会影响。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是为了遏制文艺评比中的歪风邪气，“金钟奖”不区分金银铜而以赛事名称作为获奖者的荣誉称号，也是一种导向：让比赛去除“铜臭气”，多些“含金量”。

韩新安：按照要求，本届“金钟奖”的奖项、奖数压缩了75%到80%。我个人理解，国家对全国性评奖的调整是为了强调权威性、导向和引领作用，以及可持续发展。评奖过多，其功利意识会影响文艺的风清气正。我们这次弱化功利性，实际是提示大家评奖不是为了奖而奖，也不是驱动大家追名逐利。

艺无止境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长，一个人很难在不同作品、不同技巧里都超越其他人。这次我们不推崇名次，强调的是“百花齐放”。全国性评奖的意义超过这个奖本身，我们更多把奖项放到国家音乐事业发展、国家整体战略中定位和改革。我们说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，但也不是为了改而改。

记者：很多人关注这次增加的拉幕“盲听”环节。作为评委，这个环节的体验和效果怎么样?

廖昌永：任何比赛的改革，都是为了更加公开公平公正地评选。“盲听”环节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干扰，帘子一拉谁也看不见，不必在乎我是谁的学生，评委只需坐在幕后，专心听这个选手声音好不好、技术好不好、作品完成度、语言情况等，对于发现新的优秀人才是有好处的。最终来看，第一轮通过“盲听”选拔进来的选手都很优秀。

王中山：“盲听”并不是“金钟奖”的创举，在以往的全国电视大奖赛和其他赛事上，特别是大学招生考试中，我们都有“盲听”的体验。但“金钟奖”采用“盲听”的方式是第一次。“盲听”加上现场抽签、观众观看等多种程序，有利于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公开。对于评委也是一种考验，督促评委更加专注音乐本身。即使评委听出是自己的学生，也没关系，导师回避制度又在制约着你，何况还要去除两个最高分和最低分。

“尊重艺术规律，把专业评价交给艺术家”

记者：“金钟奖”两年一届，是高水平的角逐和交流，也是对一段时间里音乐人才培养的检阅。这次比赛有什么亮点?

王中山：相较往届，本届“金钟奖”古筝组比赛有以下特点：首先，参赛者年龄跨度大。最小的只有16岁，最大的接近40岁。有的已经是大学教师，有的还是高中学生。其实就是师生同台竞技。其次，演奏水平较以往有很大提高。有的上一届获奖选手，这次连半决赛都没进入。曲目上也有很大更新。既有规定曲目，也有自选作品。既有独奏，也有协奏，给选手很大的展示空间，充分体现了当下古筝艺术的全貌和传承发展。

古筝组比赛看点很多，半决赛尤其异彩纷呈。这个环节要演奏三首作品，有传统，有现代，还得有新作品。很多新作我也是第一次听到，十分欣喜。有的作品颇有新意，体现了当代筝乐作曲家不同以往的审美取向。也有不少新作对古筝的语境不是十分熟悉，厚今薄古，把古筝当钢琴或者竖琴来写，缺少应有的东方视角、中国特色。注重形式化、过于乐坊化，是当今民族器乐发展中比较突出的问题。此次比赛，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其严重性，今后在古筝人才的培养上需要注意这方面。

廖昌永：16年来，“金钟奖”对中国的音乐教育推动是非常大的。参赛曲目越来越丰富，选手的自我定位也越来越清晰。以前的选手普遍求“大”，男高音一来就是“今夜无人入睡”，或是“冰凉的小手”，曲目选择面比较窄。这一届，选手越来越职业化，也更有艺术气质，不论抒情男高音、戏剧男高音，还是花腔戏剧女高音，不论对音乐风格的把握、人物的表现还是语言的掌握，定位越来越准确。在赛制上，我们通过规定引导大家多尝试新创作品、中国作品。今年还有一个令人兴奋的现象，各个声部的表现比较平均，进入前15名的选手地域学校也比较均衡。观众通过比赛，听到了中低声部的温暖音色，审美多元化也有了进步。

记者：16年来，“金钟奖”与中国音乐事业同步发展。不少从比赛中脱颖而出的人才，成为活跃在中国音乐领域的佼佼者;不少在比赛中受到褒奖的作品，成为大江南北传唱的经典。什么是“金钟奖”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?

韩新安：一是，坚持导向引领。曲目安排是一种导向。我们在钢琴、小提琴、美声比赛中强化了中国作品，引导选手们增强文化自信。不论学习哪一门艺术，我们始终是中国人，要讲中国故事，服务中国百姓、中国观众。与电视媒体举办的歌唱比赛以流行和收视为指标不同，我们强调艺术的宽度和厚度，以及艺术的政治高度。历年来看，“金钟奖”舞台上的作品很快会成为专业领域里的必修课程，所以，这里也是推广作品的重要专业平台。

二是，尊重艺术规律，把专业评价交给艺术家。每届“金钟奖”都会组织全国专家论证，国家文艺政策的导向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是框架，艺术评价本身则要听取专家的共同意见。音乐家最热爱音乐，他们是成就者、贡献者，也是勇于担当者。担当评委是荣誉，也是一份责任。实际上，每一届“金钟奖”都是面对历史的考试。

我从第一届“金钟奖”就全程参与，很欣慰的是，我们的选手得到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，很多选手在国际国内的主舞台上担任主要角色。历史证明，“金钟奖”的含金量不是比出来的，而是通过实践，证明了自身的价值。

“只有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，才是一条正路”

记者：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，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”。结合各自的艺术领域，未来如何更好服务人民，满足人民在新时代的审美需求?

韩新安：本届“金钟奖”获奖选手第二天就来到社区演出，在面对面服务的过程中，他们能读懂人民需要什么喜欢什么，在耳濡目染中提高自己的服务意识。这也是落实十九大精神的一个举措。“金钟奖”得奖只是一个起点。比赛是一种激励，但比不出演奏家和歌唱家，而从演奏家歌唱家到音乐家之间还有漫长距离。单纯为了名和利，为了赢得比赛，没有胸怀，没有服务人民的意识，没有对国家的热爱，艺术动力是有限的，艺术感染力也是有限的，艺术道路也必然走不远。只有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，才是一条正路，懂得这个道理，这些年轻人才能接好前辈的班，肩负起责任与使命。

廖昌永：美声，意大利原文意思是美好的歌唱。初心就是把歌唱好听，让音乐打动人。周小燕老师以前讲过，我们要唱中国歌，赢得中国观众的喜爱，在外国表演征服外国观众;再把中国歌唱到国外，让人家感叹中国艺术的美好。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。好的音乐作品一定是中西结合、熔古铸今的。《北京喜讯到边寨》采用西洋创作手法、中国民族调式，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也是民族曲调、小提琴演奏手法，还有《黄河协奏曲》等等，不仅为中国观众喜爱，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声誉。我们说中国音乐学派，它首先是中国的，有中国元素、中国气质、中国精气神，同时要与国际接轨，用国际化语言表达。这是我们艺术家要做的工作。

王中山：古筝有近3000年的历史。近年来，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，公众对国学怀有热情，传统器乐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。古筝成为迄今中国民族器乐中学习人数最多的乐器。粗略统计，目前中国内地有近千万之众在学习古筝，规模仅次于钢琴。这是继盛唐之后，历史上又一个习筝高潮。古筝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，与历代筝人自觉遵循在继承中发展这一艺术规律分不开。古筝艺术30多年来由弱到强的艺术轨迹，证明了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意义。同时，警醒我们筝人，若想勇立时代潮头，必须为人民而歌。只有这样，才不会被时代所抛弃，才能超越“奔车看牡丹，走马听秦筝”的盛唐气象，使中华文明走向新的辉煌!